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灵长类动物学家与儒家

一、导论一个儒家若是读了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de Waal)的《灵长类动物与哲学家》(Primates and Philosophers,以下简称《灵哲》),可能会觉得很高兴,甚至有一种"沉冤得雪"     

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的作用:兼对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的检验

考察青少年儿童和成人在道德判断中利用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差异,并验证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以道德判断中“行为坏的”程度和“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作为判断问题类型,共有10～11岁和13～15岁的青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各120名,完成道德判断测试任务.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道德判断问题类型下,事件中他人愿望和信念、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模式是不同的,支持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10～11岁儿童和13～15岁青少年在判断行为坏的程度时,利用心理状态信息和因果关系信息与成人类似.在判断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时,10～11岁儿童更注重行为结果,并且不能综合应用心理状态信息和事件的因果关系信息.13～15岁青少年的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信息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与成人的情况类似,但在进行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判断时,还不能融合信念与因果关系信息进行道德判断.研究结果为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提供了支持,而且表明从儿童青少年到成人,利用心理状态和因果关系信息进行道德判断存在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超验道德与生命虚无——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尼采立足于感性生命的基础性、多元性及创新性这一生存现象学立场,把基督教超验道德解释为颓废生命的虚幻的价值表达,揭示了其否定现实生命的存在意义及其美好达成的虚无主义实质。他认为,基督教道德的禁欲主义否定了人的本真感性及其升华的意义,本质上是颓废者对生命中障碍痛苦、厌倦无聊等必然感受的一种消极逃避;其同情主义尊崇病态而虚弱的生命,遏制了独立自强、竞取超越等创新品质的积极生成;其灵魂平等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否定了类的发展所需要的争高竞长及由此形成的等级分层的存在价值。尼采的批判坚持从"生命本身"出发理解和建构道德,废除了绝对化的超验视角和尺度,高扬了本真的个性化创新生存的美好意义;其局限在于没有看到人的工具性生产和互主体性交往对道德的深刻影响,忽略了休戚与共、平等互助等协调性道德的重要作用。